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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卷一、緒 論】
為學有術

無論是做學問還是讀《論語》，都有可以遵循的方法。
有個詞叫做「文本（text）」，打開《論語》，第一句話是：「子曰：學而時習之，不亦說乎？」（出自《論語?學而第一》）這就是文本。怎樣去理解一段文本，這是個大問題。我們要問，第一，文本它究竟說什麼？第二，它想要說什麼？第三，它能夠說什麼？第四，它應該說什麼？
第一，它究竟說什麼。這需要通過文字學、訓詁方面的考據搞清楚。
中國大陸每隔一段時間就新發掘出一些古代墳墓，接著就可能對歷史研究進行某些修正。

最有名的例子是帛書本《老子》。一般人看《老子》，都看王弼的注解，而王弼是魏晉時代的人，但是帛書本《老子》據考證出自更早的漢高祖時代。何以見得？因為古代寫書要避諱皇帝的名字。譬如，有一句話是「治大國，若烹小鮮」，如果寫成「治大邦，若烹小鮮」，說明這個版本早於劉邦。因為漢高祖名叫劉邦，在他當皇帝之後，「邦」字就不准用了，只能改為「國」字。還有一句是「道可道，非常道」，新發掘出的版本如果寫作「道可道，非恆道」，說明此版本在漢文帝劉恆之前。

我們回頭再讀王弼的《老子》，就明白有些字是相通的，「常」就是「恆」，「國」就是「邦」；不過在其他地方可能不一樣。另外，斷句不一樣，也影響對文本的解釋。

在充足的材料沒有發掘出來之前，讀書的人只能猜測。目前只有一個版本，就只能看研究的人誰講得比較合理。在猜測的過程中，有時候誤會也可以成為一種創造，可以繼續發展，可以講得很有道理，不過這畢竟不是古人原本的想法。有時候挖掘出來就是好材料，是比較早的正式版本，沒有什麼問題；而有時候可能只是多刻了一個字，這樣就成了猜謎大會。

譬如，孔子說：「吾十有五而志於學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〔耳〕順，七十而從心所欲，不逾矩。」（出自《論語?為政第二》）其中「耳順」的「耳」就是多出來的字。如果看孔子之後的先秦儒家經典，《孟子》、《荀子》、《易經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大學》，沒有任何一個地方提到耳朵順不順，倒是有很多人談論「順天命」，孔子也在《易傳》（儒家解釋《易經》的材料）中多次談到。這就值得懷疑：孔子說的真是「耳順」嗎？

另外，怎麼理解「耳順」呢？是指能聽進去各種不同意見嗎？不是。孔子並不主張聽進去各種意見，而是主張「道不同，不相為謀」。

還有人認為耳與「聖」有聯繫，這句話暗示孔子六十歲時認為自己成聖了。其實，孔子從不認為自己是聖人，他認為，就連堯舜還有很多事情做不到，而且一個人死後才能蓋棺論定，「若聖與仁，則吾豈敢！」

「六十而〔耳〕順」的「耳」實在是多出來的字，是衍文。涉及孔子六十歲這麼重要的階段，在先秦儒家經典中沒有第二個例子，這個就成為孤證，讓人無法解釋這一隻孤單的耳朵。

我們注意到，孔子晚年就是在「順天命」。古人的「順」是指下對上，如順天、順父母、順國君、順長輩……但是除了孔子沒有人說過耳朵順不順，而且「耳順」與孔子在六十歲前後做的事情完全不相干。從五十五歲到六十八歲，孔子花了十四年的時間周遊列國，這需要的不是「耳順」，而是「順天命」，即「知其不可而為之」。

這是理論上的一種解釋。以上是第一步，理解文本究竟要說什麼，要看論據夠不夠多，道理講得是否圓滿。

第二步是探討它想要說什麼。每一個時代有自身的問題，其記錄往往意在言外。隔了幾代之後，後人往往不理解古人的用意。

譬如：孔子為什麼要談「仁」？仁是孔子的核心觀念，在《論語》中出現了一百零四次，除了「之乎者也」，這個字出現得更多。孔子的學生反覆問他什麼是仁，孔子的回答每次都不一樣。他究竟為什麼要提出這個概念呢？

在孔子的時代禮壞樂崩，社會的行為規範已經瓦解，禮和樂變成外在形式。孔子說：「禮云禮云，玉帛云乎哉？樂云樂云，鐘鼓云乎哉？」（出自《論語?陽貨第十七》）意思是：我們說禮啊禮啊，難道只是說玉帛嗎？我們說樂啊樂啊，難道只是說鐘和鼓嗎？「禮」這個字右邊是「豐」，「象二玉在器形」（出自王國維《釋禮》），形如兩塊玉在桌子上。孔子認為，禮和樂不能只有外在的形式，還需要有內涵。

在古代，禮樂用來約束人的行為。禮代表「分」，長幼尊卑，都有規矩；樂主「和」，使人們情感和諧。有分有和，人的社會才有秩序。在孔子的時代已經禮壞樂崩，他之所以談論仁，是要重新找到價值的基礎，一種內在的真誠的力量。當外在規範已經瓦解的時候，只能從內在找到規範的基礎。其實我們現在也應該問自己：為什麼我要行善避惡？

以前周公制禮作樂，孔子非常崇拜他。但是現在禮壞樂崩，不可能復古了。孔子不是要復古，而是承前啟後，承禮啟仁，承的是周朝的禮，啟的是仁義的仁。孔子反覆強調「仁」這個概念，因為他想挽救時代的危機──價值觀上的虛無主義。

所以說，離開時空的脈絡，我們不可能理解孔子的思想或整個思想史的背景。